李宗仁: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
(一)
民国三十四年(一九四五年)八月十日下午,各报忽然发出号外,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全国顿时鼎沸,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,全国人民的喜悦,史无前例。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,爆竹震耳欲聋。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,各机关、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。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、前程似锦的美梦。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,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。
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。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,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,在胜利的爆竹声中,回顾前瞻,难免百感猬集。古人说: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抗战八年,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,即在五战区内,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。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,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,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,如今皆嗷嗷待哺。与念及此,能不凄恻。
况且,抗战虽告胜利,前途荆棘正多,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,宵小横行。眼见内政、外交危机接踵而至,我人身当其冲,又将何以自处。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,构成极复杂的心境。
然今日回思,当时心情的悒郁,实非一时神经过敏,嗣后国事的发展,均在当时逆料之中。固知天下事的形成,皆非偶然。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,经营数十年,卒至一败涂地,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,实罪有应得,自贻伊戚。
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,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。抗战八年,幸获胜利,然不数年,大陆鼎沸,政权易手。此种事势的形成,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,实在也是积弊太久,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。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,作一公平的检讨。民族眼光短视,胸襟狭隘,政治、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,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,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。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,是蚕食而不是鲸吞。既已作了侵略者,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“侵略”,却硬说是“事变”,而且这些“事变”的制造,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。例如沈阳“事变”是土肥原、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。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,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。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,然日人行之,不以为怪。
侵华战事既已发动,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。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**,以致卢沟桥“事变”无法收场,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,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。只是在华北、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,到兵力不敷时,才逐次增兵,深入作战。这种“逐次增兵法”便犯了兵家大忌。中国地广人密,日军一个师团、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,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,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,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。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,滴进了六、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,但是还是泥腿深陷,坐以待毙。
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,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,一举把中国吞下。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,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、五十个师团。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,日本便动员全国,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。用闪电战方式,主力由平汉、津浦两路南下,另以一路出西北,实行战略上大迂回,占领兰州,一举切断中、苏的交通,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,夹攻陕西,占领西安,得陇望蜀,威胁成都。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,向长江、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,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,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,则占领淞沪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等战略要地,即无异探囊取物。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;中路上宜昌,穿三峡,入夔门,占重庆,左路经广西,向都匀,入贵阳。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,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,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,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,陷全国于瘫痪状态,并非难事。到那时,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。战略有利条件,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。兵力又不敷分配,其失败固可预卜。
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,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,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,南京、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。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,军阀未能随心所欲。关于此点,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。但是,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,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?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。
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,那也确是说不尽的。日本陆军训练之精,和战斗力之强,可说举世罕有其匹。用兵行阵时,上至将官,下至士卒,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,一丝不乱,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。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,但是在基本原则上,绝少发生重大错误。日本将官,一般都身材矮小,其貌不扬,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,一丝不苟,令人生敬生畏。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。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,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。何况“兵凶战危”,古有明训,不得已始一用之。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,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,终于玩火*,岂不是理所当然吗?
(二)
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。第一,我们是以哀兵作战,为着保家卫国,与入侵强寇火拼。所以抗战初期,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。语云“一个拼命,万人难当”,何况我们全国奋起,和敌人拼命?再者,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,实具备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各种条件。同仇敌忾,到处得到人民帮助,随处可以补给,敌人的情形,适得其反。故我军装备虽差,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,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,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,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。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,在任何恶劣条件下,都可继续作战。
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,其缺点亦复不少。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,军纪废弛,战斗力薄弱。因军队伤亡奇重,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,阖闾骚然。新兵未经训练,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,无异驱羊以喂虎口。粮饷待遇既微,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,骨瘦如柴。医生、药品均极缺乏,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,有不忍言者。所以中日战前,日人视中**队如无物,亦不为无因。川、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,姑且不论,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、湘二省为例,亦可见一斑。
山东省主席韩复榘,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,仅略识之无,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。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,可说是条件不够。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,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。为人圆滑,而不能任事,只因湘省介于粤、桂、黔之间,可作缓冲,故得久任主席。此人思想既旧,对政治尤属外行。然韩、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,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,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,信使往返甚密,凡国内有纷争,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。因而中央对湘、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,以致韩、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。韩、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,但是因省政安定,人事无甚更动,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,因而湘、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,**无法生根。省内政治、经济设施,八年以降多有可观。因中国积弱太久,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,只要给以机会,他们总会为国家、人民作点建设事业。所谓“积跬步可以致千里”,只要有意前进,速度虽慢,犹胜于一曝十寒。
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、鄂、皖、赣等省便不然了。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,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(计有夏斗寅、何成#f、杨永泰、张群、黄绍竑)。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,交通辐辏,物产丰饶。这五位省主席中,除夏斗寅外,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,为蒋先生所倚重。但是七年之内,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,建设毫无,军队云集,而红军仍肆意流窜,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。抗战以前,鄂东、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,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,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至于治安,则更不必说了。鄂东的豫、鄂、皖边区早成为**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,鄂西则为贺龙、萧克所盘据。滋长茁大,卒成心腹大患,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,莫可奈何。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。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“杂牌军”。所谓“中央军”的主要任务为监视“杂牌军”,是对付自己人的,不是防御敌人的。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,各军皆避实就虚,保存实力。**就乘机茁壮了。
我们试一翻阅地图,便知**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、鄂、豫、皖四省,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。号称**老家的湘、粤两省,**反无法立足,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省,**也无法渗透。孰为为之,孰令致之。我们稍一思考,便不难获得答案。
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,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,鱼肉人民。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,辄遭迫害。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,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。其他暴政,罄竹难书。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,申报主笔史量才,湖北省主席杨永泰,前直鲁督办张宗昌,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,前抗日救**军长吉鸿昌,外交界元老唐绍仪,“七君子”之一的李公朴,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。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,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,第十军军长王天培。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,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。逮捕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等爱国“七君子”,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。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,尤不知凡几。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,滥发公债以营利,操纵金融以自肥。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,公然贩卖烟土,制造毒品,贻害中外。因之,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,皇亲国戚,权倾中外。上行下效,贪污之风弥漫全国。
中央政府既然如此,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。
(三)扩充之时,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。又如川军开到徐州,我竭力请求补充,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。这真是“杯水车薪”,何济于事?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,并肩作战的友军,有的食丰履厚,武器粮良,气焰凌人,有的却面有饥色,器械窳劣。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,又岂可得呢?
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,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“中央军”而言,上上下下都是具有“通天”本领的“天子门生”。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,将帅不和,上下倾轧,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。但是犯起法来,大家都是黄埔同学,又官官相卫,蒙蔽最高当局。兹举一实例:民国三十年,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(黄埔四期毕业),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,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。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,乃据情报告长官部。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,并掘坟检视,情形确实,惨不忍睹。因将何中明扣留,交军法处审讯属实,判处死刑。本拟就地枪决,以申国法。不意中央当局闻讯,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,旋即释放。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,狼狈为奸,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,也可逍遥法外。
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,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。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,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,和看到的特务密告,都正如他所想象的。因而成见愈深,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。
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。有些“杂牌”部队因久无补充,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,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,温语有加,亲下手令,嘱兵站补充;然后视部队的系统,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,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,或者打个折扣。若无电话预先交代,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。于是,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,为保存部队实力,免被淘汰失业计,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,实行贿赂,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。军队为国捐躯,武器损失,弹药消耗自所难免,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,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。救。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,平时克扣粮饷,战时不予补充,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,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,空出的番号,便可以“嫡系”补充了。
所谓杂牌部队,其中是分等级的。例如我们广西部队,虽然自北伐以来,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,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,我们也是“杂牌”。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,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。再者,我国谚语说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,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,嗣兼军训部部长,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。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。
至于其他部队,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,虽然也是“杂牌”,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,蒋先生的同乡,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。最惨的,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,例如庞炳勋、高树勋、孙殿英一干人了,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、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、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、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,以及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省的军队。
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。粮饷既缺,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,对部队的一言一行,有时甚至无中生有,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。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,目无余子。
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,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,军队便是他们的家。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,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。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,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。平时在前线,一怕敌人攻击,二怕被**吃掉,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图存之不暇,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?狡猾一点的,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。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,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。侍从室路线打通了,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,留中不报。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,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,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。南京失守后,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。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,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。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,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,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。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,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,使它无法西窥武汉,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。
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,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。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、鄂东时,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。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,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,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,循六安、舒城、怀宁一线,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,主动出击,以攻为守,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。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,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,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,构筑工事,以逸待劳。这“挨打战略”实是一项错误。因为鄂东地形复杂,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,陈重兵于此,实无用武之地。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,一坦平原,无险可守,此路有失,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。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,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,侵占信阳。至此,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,一切如我所料。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,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。至于其他的错误,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。
到抗战末期,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,抽调四、五十个师集中滇、缅边境,声言打通滇缅路,夺取仰光海口,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。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。当时我曾建议,舍近求远,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,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,不如集重兵于南宁、贵县一带(广西当时已无敌军)向广州湾进攻,开辟一个出海口,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。我的理由很简单,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,直到缅甸,正如一条长蛇,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。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,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。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,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,愈缩则兵力愈集中,抵抗力愈强,而我方困难也愈多。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,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,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、空军相呼应。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,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。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,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。日本投降时,我国如有个出海口,则四、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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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三十四年(一九四五年)八月十日下午,各报忽然发出号外,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全国顿时鼎沸,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,全国人民的喜悦,史无前例。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,爆竹震耳欲聋。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,各机关、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。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、前程似锦的美梦。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,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。
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。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,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,在胜利的爆竹声中,回顾前瞻,难免百感猬集。古人说: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抗战八年,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,即在五战区内,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。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,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,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,如今皆嗷嗷待哺。与念及此,能不凄恻。
况且,抗战虽告胜利,前途荆棘正多,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,宵小横行。眼见内政、外交危机接踵而至,我人身当其冲,又将何以自处。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,构成极复杂的心境。
然今日回思,当时心情的悒郁,实非一时神经过敏,嗣后国事的发展,均在当时逆料之中。固知天下事的形成,皆非偶然。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,经营数十年,卒至一败涂地,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,实罪有应得,自贻伊戚。
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,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。抗战八年,幸获胜利,然不数年,大陆鼎沸,政权易手。此种事势的形成,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,实在也是积弊太久,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。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,作一公平的检讨。民族眼光短视,胸襟狭隘,政治、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,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,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。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,是蚕食而不是鲸吞。既已作了侵略者,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“侵略”,却硬说是“事变”,而且这些“事变”的制造,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。例如沈阳“事变”是土肥原、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。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,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。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,然日人行之,不以为怪。
侵华战事既已发动,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。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**,以致卢沟桥“事变”无法收场,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,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。只是在华北、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,到兵力不敷时,才逐次增兵,深入作战。这种“逐次增兵法”便犯了兵家大忌。中国地广人密,日军一个师团、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,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,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,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。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,滴进了六、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,但是还是泥腿深陷,坐以待毙。
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,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,一举把中国吞下。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,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、五十个师团。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,日本便动员全国,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。用闪电战方式,主力由平汉、津浦两路南下,另以一路出西北,实行战略上大迂回,占领兰州,一举切断中、苏的交通,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,夹攻陕西,占领西安,得陇望蜀,威胁成都。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,向长江、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,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,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,则占领淞沪、南京、武汉、长沙等战略要地,即无异探囊取物。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;中路上宜昌,穿三峡,入夔门,占重庆,左路经广西,向都匀,入贵阳。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,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,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,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,陷全国于瘫痪状态,并非难事。到那时,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。战略有利条件,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。兵力又不敷分配,其失败固可预卜。
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,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,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,南京、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。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,军阀未能随心所欲。关于此点,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。但是,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,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?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。
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,那也确是说不尽的。日本陆军训练之精,和战斗力之强,可说举世罕有其匹。用兵行阵时,上至将官,下至士卒,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,一丝不乱,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。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,但是在基本原则上,绝少发生重大错误。日本将官,一般都身材矮小,其貌不扬,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,一丝不苟,令人生敬生畏。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。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,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。何况“兵凶战危”,古有明训,不得已始一用之。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,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,终于玩火*,岂不是理所当然吗?
(二)
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。第一,我们是以哀兵作战,为着保家卫国,与入侵强寇火拼。所以抗战初期,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。语云“一个拼命,万人难当”,何况我们全国奋起,和敌人拼命?再者,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,实具备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各种条件。同仇敌忾,到处得到人民帮助,随处可以补给,敌人的情形,适得其反。故我军装备虽差,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,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,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,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。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,在任何恶劣条件下,都可继续作战。
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,其缺点亦复不少。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,军纪废弛,战斗力薄弱。因军队伤亡奇重,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,阖闾骚然。新兵未经训练,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,无异驱羊以喂虎口。粮饷待遇既微,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,骨瘦如柴。医生、药品均极缺乏,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,有不忍言者。所以中日战前,日人视中**队如无物,亦不为无因。川、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,姑且不论,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、湘二省为例,亦可见一斑。
山东省主席韩复榘,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,仅略识之无,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。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,可说是条件不够。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,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。为人圆滑,而不能任事,只因湘省介于粤、桂、黔之间,可作缓冲,故得久任主席。此人思想既旧,对政治尤属外行。然韩、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,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,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,信使往返甚密,凡国内有纷争,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。因而中央对湘、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,以致韩、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。韩、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,但是因省政安定,人事无甚更动,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,因而湘、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,**无法生根。省内政治、经济设施,八年以降多有可观。因中国积弱太久,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,只要给以机会,他们总会为国家、人民作点建设事业。所谓“积跬步可以致千里”,只要有意前进,速度虽慢,犹胜于一曝十寒。
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、鄂、皖、赣等省便不然了。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,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(计有夏斗寅、何成#f、杨永泰、张群、黄绍竑)。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,交通辐辏,物产丰饶。这五位省主席中,除夏斗寅外,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,为蒋先生所倚重。但是七年之内,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,建设毫无,军队云集,而红军仍肆意流窜,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。抗战以前,鄂东、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,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,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至于治安,则更不必说了。鄂东的豫、鄂、皖边区早成为**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,鄂西则为贺龙、萧克所盘据。滋长茁大,卒成心腹大患,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,莫可奈何。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。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“杂牌军”。所谓“中央军”的主要任务为监视“杂牌军”,是对付自己人的,不是防御敌人的。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,各军皆避实就虚,保存实力。**就乘机茁壮了。
我们试一翻阅地图,便知**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、鄂、豫、皖四省,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。号称**老家的湘、粤两省,**反无法立足,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省,**也无法渗透。孰为为之,孰令致之。我们稍一思考,便不难获得答案。
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,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,鱼肉人民。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,辄遭迫害。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,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。其他暴政,罄竹难书。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,申报主笔史量才,湖北省主席杨永泰,前直鲁督办张宗昌,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,前抗日救**军长吉鸿昌,外交界元老唐绍仪,“七君子”之一的李公朴,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。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,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,第十军军长王天培。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,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。逮捕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等爱国“七君子”,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。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,尤不知凡几。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,滥发公债以营利,操纵金融以自肥。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,公然贩卖烟土,制造毒品,贻害中外。因之,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,皇亲国戚,权倾中外。上行下效,贪污之风弥漫全国。
中央政府既然如此,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。
(三)扩充之时,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。又如川军开到徐州,我竭力请求补充,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。这真是“杯水车薪”,何济于事?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,并肩作战的友军,有的食丰履厚,武器粮良,气焰凌人,有的却面有饥色,器械窳劣。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,又岂可得呢?
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,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“中央军”而言,上上下下都是具有“通天”本领的“天子门生”。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,将帅不和,上下倾轧,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。但是犯起法来,大家都是黄埔同学,又官官相卫,蒙蔽最高当局。兹举一实例:民国三十年,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(黄埔四期毕业),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,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。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,乃据情报告长官部。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,并掘坟检视,情形确实,惨不忍睹。因将何中明扣留,交军法处审讯属实,判处死刑。本拟就地枪决,以申国法。不意中央当局闻讯,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,旋即释放。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,狼狈为奸,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,也可逍遥法外。
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,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。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,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,和看到的特务密告,都正如他所想象的。因而成见愈深,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。
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。有些“杂牌”部队因久无补充,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,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,温语有加,亲下手令,嘱兵站补充;然后视部队的系统,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,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,或者打个折扣。若无电话预先交代,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。于是,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,为保存部队实力,免被淘汰失业计,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,实行贿赂,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。军队为国捐躯,武器损失,弹药消耗自所难免,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,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。救。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,平时克扣粮饷,战时不予补充,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,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,空出的番号,便可以“嫡系”补充了。
所谓杂牌部队,其中是分等级的。例如我们广西部队,虽然自北伐以来,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,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,我们也是“杂牌”。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,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。再者,我国谚语说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,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,嗣兼军训部部长,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。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。
至于其他部队,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,虽然也是“杂牌”,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,蒋先生的同乡,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。最惨的,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,例如庞炳勋、高树勋、孙殿英一干人了,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、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、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、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,以及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省的军队。
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。粮饷既缺,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,对部队的一言一行,有时甚至无中生有,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。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,目无余子。
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,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,军队便是他们的家。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,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。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,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。平时在前线,一怕敌人攻击,二怕被**吃掉,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图存之不暇,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?狡猾一点的,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。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,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。侍从室路线打通了,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,留中不报。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,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,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。南京失守后,敌人次一目标必然是津浦线。但是此时津浦线简直无兵可调,优势敌人本可一举打通津浦线。若非敌军太骄妄粗心,和我五战区将士沉着应战,则战事早已不堪设想。所幸我们能运用内线作战的便利,在津浦路上和敌人纠缠了半年,使它无法西窥武汉,抗战局势才转危为安。
二十七年武汉保卫战时,我方战略再度发生错误。当我从徐州退到豫南、鄂东时,敌人正由南京沿江西上。我那时在战略会议上,便主张以一部分兵力在鄂东阻止敌人西进,而以主力自豫南出皖西,循六安、舒城、怀宁一线,配合大别山内的廖磊集团军,主动出击,以攻为守,夹击侵入鄂东的敌人。我的建议未被蒋先生接受,他主张陈重兵于鄂东,于豫南一带作纵深配备,构筑工事,以逸待劳。这“挨打战略”实是一项错误。因为鄂东地形复杂,敌我大兵团均不易展开作战,陈重兵于此,实无用武之地。而自六安以西直达信阳,一坦平原,无险可守,此路有失,则鄂东之兵将不战自退。其后敌人果由六安西进,各个击破我重叠配备防线,侵占信阳。至此,鄂东和武汉守军不能不仓卒撤退,一切如我所料。以上是我所亲自参预,虽然一再进言而不为蒋先生所采纳的三项战略错误。至于其他的错误,这里也就不必多赘了。
到抗战末期,中央以配合美国在印度的基地为名,抽调四、五十个师集中滇、缅边境,声言打通滇缅路,夺取仰光海口,以便接运美国作战物资。这也是一项极大的错误。当时我曾建议,舍近求远,天时地利人和于我都极不利,故与其劳师出国远征,不如集重兵于南宁、贵县一带(广西当时已无敌军)向广州湾进攻,开辟一个出海口,与太平洋上的盟军相呼应。我的理由很简单,敌人的兵力自三岛本土向外延伸,直到缅甸,正如一条长蛇,蜿蜒在亚洲大陆边缘。我们打蛇应该采取腰斩的方式,不应专门打头或打尾。吾人如在缅甸与敌人火拼,敌势不支则慢慢向东收缩,愈缩则兵力愈集中,抵抗力愈强,而我方困难也愈多。当时如果我们以入缅的兵力向广州湾出击,必可打通广州湾出海口,如此则可与循菲律宾一线北上的美国海、空军相呼应。日本在支那半岛以及南洋一带和其本土的交通顿受威胁,则缅甸日军将不战自溃。我提出此一战略主张的另一用意,便是看到日本有突然投降的可能。日本投降时,我国如有个出海口,则四、五十万大军便可利用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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