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品仙主皖时期的派别和斗争(转帖)
新桂系统治安徽12年,省主席几度易人,但以李品仙任皖省主席时间最长:从1940年1月起到1948年8月止,共八个多年头。这期间的派别间斗争,亦最为尖锐复杂。其中包括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各派系、新桂系与地方实力派系以及新桂系内部各派系的争权夺利的斗争,波诡云幻,光怪陆离。特别是新桂系与中央cc系的斗争,曾经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,直到他们与国民党蒋家王朝一道覆灭。现就笔者亲闻目睹,记忆所及,略作点滴述录,以供研究史实的参考。
一抗日战争前,安徽这一块地盘,党、政、财、文的大权以及地方基层组织的实力,基本上都在cc分子的控制范围之内。但是,抗日战争爆发,南京沦陷以后,日寇倾其全力,沿津浦、陇海等铁路,沿长江、淮河,分头向武汉地区侵犯。安徽沿铁路线、沿江淮的交通城镇,都相继沦陷于敌手。国民党党政官员,都纷纷向大后方逃跑,政府组织解体,地方上一片混乱。这时,安徽已由抗日前哨,逐渐变成了敌人后方,按军事序列划属于第五战区。当时为所谓密切军政配合,开展敌后游击战争,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,就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。从此,安徽便由cc系的属地转为新桂系的统治范围。不久,李宗仁随军前进,改派桂军头目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继任省主席职务。李、廖主政期间,完全实行着大广西系的一套做法,不仅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,而且把所有专员、县长都一律换为广西、湖南人或者亲桂系的嫡系分子担任;同时,还大量吸收知识青年,举办干训班,培养了大批广西系爪牙,分派到县、区、乡镇,甚至村保一级,担任各级领导,提出所谓“行新政、用新人”的口号,从而彻底摧毁了cc系在安徽的基础和地方势力。例如桐城县与cc系关系密切的大绅士光九香提出反对意见时,新桂系就加以破坏抗战的汉奸罪名,严厉地把他镇压了,用以巩固新桂系的统治。但是,另一方面,新桂系鉴于当时安徽环境险恶,敌伪环视,为扩大政权,执行政令,又不得不运用部分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,来加强抗日宣传、组训工作。如当时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,以及下设的工作团、队和青抗、妇抗等组织,都是由各方进步分子所组成,对抗日动员工作,开展活动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在这种形势之下,cc系的头目,又不在安徽,而他们的各级党务工作,亦黯然失色,毫无作为。及到1939年初,地方秩序渐趋稳定,cc系的主要头目刘真如、方治从大后方回皖,一看到安徽的情形,与昔日cc系统治的情况相比,感到面目全非,极为不满。他们左冲右突,无法插足,于是就找出种种借口,向蒋介石提出控告。如说:新桂系排挤打击“中央”同志,新桂系庇护**,新桂系的某些高级干部有**嫌疑(如当时散布的空气,说陈良佐、李一尘、胡学林等是**,实际他们全不是)以及新桂系干部贪污、腐化、走私等等。矛盾正在激化时,省主席廖磊患脑溢血死了。又由李宗仁、白崇禧保举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。李是广西系高级将领之一,当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,驻扎在襄(阳)樊(城)一带。因此,安徽的政权仍牢牢地掌握在新桂系手中。仍回任安徽省教育厅长;三是让cc分子原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苏民、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杨绩荪,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委员;四是接受一批cc分子、中央政校毕业生随李品仙来皖工作,如周天固任李的随从秘书,萧继宗任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兼编《春秋月刊》,周方任党政分会少将专员兼干训班教官,蒋慎良任省府视察(后派为郎溪县长)。李品仙到了安徽后,正是第一次***即将开始之际。他除了接受上述cc系的人事安排外,送给蒋介石、cc系的第一个秋波是:改组省动员委员会,撤换了一些进步人士,如周新民、狄超白、朱蕴山、童汉章、陈超琼等,并迫使他们离开了“立煌”;其次是撤换了民政厅长陈良佐,撤换了财政厅长章乃器;接着又撤换了几个贪污、走私、声名狼藉的广西县长,如苏云辉、覃国光、黎炳松,并拘留审讯(后来这几个人被广西兵把他们抢走了);同时,也放手任用了一批科秘级的cc分子,如建设厅的杨甲,省银行的吴墉祥、许钱农,财政厅的吴文源等等。这是李品仙得到cc系的上层支持,而互相利用的结果。因而暂时地保持了一段平静的局面。但是,众所周知,新桂系与蒋介石、cc系从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。自1929年桂系反蒋失败后,就一直负隅广西,表面上李(宗仁)、白(崇禧)接受了国民党中央任命,为五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。实际上,我行我素,并不买中央的账。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,蒋介石有计划地让出安徽这块地盘,来作为拉笼新桂系的诱饵;而新桂系则正好利用这个地盘,发展他们大广西计划。各有目的,各有所怀。但是,李品仙到安徽之初,与cc系密切合作,特别是cc分子苏民、杨绩荪,受到李品仙的信任,经常不离左右,成了李品仙的“智囊团”,并使广西籍干部受到了打击。这又使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,纷纷写信、打电报给李宗仁、白崇禧,认为李品仙的做法,损害了桂系“团体”的利益。李、白则密电李品仙查询,并提起注意。这使李品仙开始警觉起来,有了转变。而偏偏刘真如、方治之流,还贪得无厌,不知满足,经常为专县人事安排问题,中学校长任用问题,在省府委员会议上与新桂系不断争吵。由于人事安排得不到满足,方治等就到处播散新桂系干部一些贪污腐化、违法乱纪的情况,特别是方治曾经与cc分子商议,准备向国民党中央建议,请调驻在鄂皖边境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和鼎来接任安徽主席。刘是安徽合肥人,提出“皖人治皖”,并可以争取安徽在重庆的元老派的支持。这使李品仙知道后极为恼火,认为方治太不讲信义了。于是就开始了李品仙与cc系的拚斗。先是出现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:约在1940年夏秋之际,“立煌”警备司令杨创奇派了一个连长带着一班士兵,深夜去桂家湾搜查方治的住宅,翻箱倒笼,折腾了几十分钟离去。当时的传说是:一、方治经常通宵达旦打麻将,士兵是去抓赌的;二、是说方治的老婆是日本人,家里有电台,常与日本人通讯,警备部去搜查电台的,实际上,这是新桂系对于方治的“逐客令”。方治第二天立即派人去河南固始县发电报给陈果夫,报告被搜查经过(怕从“立煌”电报发不出去)。这也是李品仙新桂系对cc系发出进攻的信号弹。不久,方治也就离开“立煌”去重庆。李品仙对于cc系的进攻,首先是从省党部方面,节节前进。省党部是cc系在安徽的大本营。李品仙是在委员中拉住了苏民、杨绩荪,使之靠近新桂系;继之,则派去桂系干部黎民兴当秘书,专门了解书记处的有关情况,以后又派去桂籍干部李荣康去当人事室主任,接着又派去具有民主思想、反cc系的干训生陈天任、郑汉(实际是**地下党员)、沈克任等到省党部当科长,使省党部cc系的一切活动,基本上都在李的了解掌握之中,甚至有的县党部书记长易人,如果是露骨的反新桂系的cc分子,文件到了李品仙面前,马上就能予以改变。这样一来,使cc分子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弄得一筹莫展,无法工作,被迫辞职。接着国民党中央先后又派来cc分子魏寿永、曹敏为书记长,也都先后被迫辞职离去。以后由李品仙保荐了靠拢新桂系的杨绩荪代理书记长。cc系在安徽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刘真如,当时曾由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省干训团的教育长,cc系想通过他来掌握地方干部的。可是干训团的副教育长、教务处长、训导处长、大、中队长及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是广西人或者是亲广西分子,刘真如说话无人听。不久,亦被李品仙派到安徽学院去当院长,教育长改派陈诚系的张宗良接充。cc分子王枞原任《皖报》社社长,李品仙借口解决报社经费困难问题,把他撤换,派杨绩荪为社长。在省政府委员方面,方治、刘真如调走后,除了骑墙派的苏民、杨绩荪外,没有一个嫡系cc分子。至于在专员、县长方面,除了个别沦陷区外,cc分子亦休想染指。记得省党部委员cc嫡系分子范春阳,通过省财厅介绍一个县财政科长,想从省里直接委派下去,结果被新桂系的主管人发现,一直搁置不办,不予同意。不仅上层如此,在很多的县里,新桂系与cc系的关系也很紧张。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其主要成员,大都是cc分子或亲cc分子。而各县县长等,全都是新桂系分子。他们仰承上级意旨,对于cc分子,想从地方上安排基层人事,说说人情,同样遭到冷遇,或者拒不理睬。县党部往往利用区党分部、小组等进行反新桂系的活动,新桂系则利用干训生的同学会(后改称联系站)与之相对垒,有时互相攻击,双方都向上层告状,打笔墨官司。所以从上到下,cc系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省党部书记长曹敏在省会机关党员大会上曾经愤慨地说:“我们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”,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,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,党部不受重视。针对这种情况,cc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。1943年1月,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,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,日寇数千人,从湖北黄冈、罗田,未遇任何抵抗,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,使广西系所宣称的“固若金汤”的抗日根据地“立煌”,一度遭到日寇沦陷。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cc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,发传单,上街游行,喊口号,要求撤换李品仙。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,灰溜溜地回到了“立煌”。但是,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,新桂系握有重兵,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;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,cc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。后来,李品仙回到大别山,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,还附带地隐约其词地谈到大后方有人在反对他,但是反对无用,还故意自矜地说:“我自己也觉得来安徽干了好几年了,也该休息一下了,就像一部跑久了的汽车,该拖进厂里维修维修了,可是中央不同意,只好再勉力干下去。”这是有意说给cc分子听的。但是,重庆的这次反李运动,已标志着cc系向新桂系反击的开始。抗日战争胜利了,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,安徽毗临首都,cc系再不怕新桂系拥军割据、不服调遣;同时,也利用了安徽人民一股反广西的情绪:即新桂系统治安徽期间,视安徽如广西的殖民地,就像满清的八旗贵族统治汉人一样,各级机构的重要官员,基本上都派由广西人或他们信得过的新桂系分子担任。贪污勒索,搜刮聚敛,无所不用其极,差不多的广西中上层人都升官发财娶妻纳妾,有些地方民间流传着:“只要会说广西话,就把官来做”。“广西人把安徽的地皮都刮尽了”。“生下男的是老蒋的,生下女的是老广的”等等。cc系就历举了新桂系这些罪恶,在南京组织起反李运动的新**,一面利用在南京的安徽人士,包括部分学生和cc分子,在南京市区结队游行,喊口号,散发传单,贴标语,到国民党中央党部、行政院请愿,向安徽在京的元老们呼吁;并在《救国日报》和其他报纸上发宣言,发新闻,使全国上下无不知晓,势头很猛,轮番不断地进行,大有不打倒李品仙,誓不罢休之势;同时,并策划发动上海皖籍人士,积极响应。另一方面,撤换了李品仙兼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,仍派被李品仙排挤走的cc分子刘真如来接充;撤换了为骑墙派杨绩荪的省党部书记长职务,改派cc系的死硬分子范春阳接充;在省政府方面,自方治走后,厅长、委员中没有嫡系的cc分子,这时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,而由财政部直接委派了中央调统局cc分子濮孟九接替;其后又派中央调统局cc分子闻汝贤为省府新闻处长。李品仙派到省党部的科长、秘书等,也都一一被撤换了。再一方面,又由范春阳等在省内策划组织倒李运动。新桂系及李品仙在这一猛烈进攻的面前,确实受到很大震动。过去李品仙对在安徽的cc分子步步进逼,使之一个个离去,可以说是节节胜利;而现在可以说是节节败退,处于被动了。但他也急起反击,坚决斗争,其所采取的策略:第一,是不得不让出一些职位,安排其他中央系及中间势力的人物。例如建设厅长派由陈诚嫡系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担任,教育厅长派由朱家骅系的翟桓担任。派陈诚的秘书长王东原的弟弟王修恺担任省卫生处长,派中央元老派推荐而属于军统关系的宣××为皖东区的行政督察专员,派中央系军统系霍照亭为贵池区行政督察专员等,其他县长和田粮、税捐处长亦接受中央各派系主要人物推荐,任用的也很多,借以拉拢各方面的助力,来对付cc系。第二,加强巩固内部,以抵制cc系在安徽的倒李活动,适应这种需要而成立了几个组织:一是组织了“安徽建设研究会”,以网罗省参议会、三青团及省级机关的领导成员为参加对象,吸收上层分子很多,但以陶若存、张宗良、朱子帆、汪幼平等为核心,开展各种拥李的活动;二是组织了“公务员进修会”,以吸收各机关的中层干部,如科长、秘书、视察等这一层级的人员参加,开展拥李和反cc系的活动,领导的人员是苏民、黄同仇等,而下面串连活动的则是冯治安、石裕鼎之流。三是组织了“安徽地方自治协进会”,主要是吸收中下层的干训生参加,如厅处局的科员、主任科员这一层级的人员,以防止为cc系所利用。主要的领导人是黄绍耿,具体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张鸣、杜定球之流(均广西人)。这几个组织成立后,都进行了一些拥护李品仙、反击cc系的活动。例如有的通过参议会或以个人联名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李,或者组织地方人士赴京请愿,反对cc系;有的则发表与cc系针锋相对的宣言,向全国散发。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省内cc系的倒李活动,起了作用。此外,当时还有一部分人,是自动组织的“地方建设同志会”,其中有少数省参议员如程西明及转业军官等。主要的上层关系是属于军统、三青团方面,如与刘启瑞、刘真等有直接联系。他们本来是具有反新桂系倾向及与“建设研究会”有矛盾,想唱对台戏,但因他们的上层军统与三青团高层人士与新桂系有了默契,这个组织未进行公开活动和发生什么作用便偃旗息鼓了。我认为当时上述各组织,除了拥李、反cc系之外,都还有各自的目的,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。第三,积极开展在省外,尤其是在南京的反cc系活动。先是在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,派皖人陈子英、夏馥堂为驻京代表,搜集情报,反映情况,并做cc系中下层的联系和“策反”工作。接着又派湖南人萧洁宇(原二十一集团军经理处长)为办事处处长,并派省府参议高俊诚(河北人),卸任县长马垌(湖南人)等多人作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;还不断地派省参议员陈献南、专员汪幼平等去京、沪奔走活动;派安徽学院亲桂系的学生杨占国、郭××等多人去南京,做各种联系工作。派文艺新闻人员吴广略、李春舫、殷乘兴等以“大别山新闻社”名义,去南京联系报界和新闻界人士。所有这些联系活动的方式,不外是封官许愿、送钱、送礼、送名义。例如把军统、三青团方面的刘启瑞、刘真,接近元老派的陈紫枫、马景常等选为安徽籍的立法委员;其他接近中央各方面有点影响的人,如丁澄芳、张一寒、虞应生等则选为国大代表。军统分子痞氓式的人物佘乐泉派为凤台县长。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部下的上校处长田迭波、陈宰均及文艺人王门等聘为省府参议,月送车马费数百元,其他聘为省府顾问、参、咨议的很多,还有一些被收买的cc系下层分子或反cc系的下层分子,派为县以下科长之类的亦不少。像报社、新闻界人士大多以送钱、捐款、给津贴、补助的方式“交易”。一掷数千,很为平常。第四,京、沪的高层有重大影响人士,李品仙则秘密亲自出马,登门联系,例如安徽元老派许世英、吴志信处,李品仙亲自去看望,陈述政情。特别是皖籍旧军阀杨虎,是接近cc分子的,当时是安徽旅沪同乡会的实际负责人,cc正准备利用他在上海发动倒李运动。李品仙以旧相识的关系,悄悄地去到上海,住在杨虎家里接拢关系,盘桓数日,并送了他一笔款项,作为酬应,结果上海的倒李运动,便无声无息了。张治中回巢县探亲,李品仙特派黄同仇等用专车迎张到合肥,除盛宴招待之外,并召集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。李品仙致欢迎辞时,对张大肆吹捧,恭维备至。张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《从世界看中国,从中国看安徽》的讲演,对李品仙的政绩,亦多加赞扬,为新桂系捧场。加之,cc系在安徽也是不得人心的。他们迫害进步人士,屠杀革命青年,勾结土劣,鱼肉人民,也是一贯的作威作福,祸害地方,为广大群众所愤恨。同时,又加李品仙采取了一点让步与收买策略,如派cc系的程朱溪担任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,软化cc的内部。因此,cc系的这场反李运动,虽然来势很猛,但并没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而逐渐地减弱下去了。后来,李品仙于1948年秋季垮台,还是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逼迫和他们新桂系内部倾轧而滚出安徽的。
三在李品仙主皖期间,除了新桂系与中央系的矛盾斗争之外,在新桂系的内部也是派系林立,鸡争鸭斗,紧张尖锐。首先是李品仙与张义纯、夏威等军头之间,互有倾轧。张义纯过去与廖磊、夏威比较接近,都是性格鲁钝而又简单暴戾的军头,都是白崇禧的宠儿;而李品仙秉性阴险,善于耍政治手腕,在军阀内战期间曾一度与白崇禧发生嫌隙,而与李宗仁比较密切。这样一来,张义纯与李品仙之间,本来就不太融洽。1943年1月,日寇窜犯大别山,“立煌”一度沦陷,全国震惊。恰巧李品仙出巡皖南,由张义纯负责守备,因此,互相推卸责任,互相埋怨责难,都向中央及李、白陈述意见,结果张义纯没等李品仙回到“立煌”,就被免职而愤然离去。至于同夏威的矛盾冲突,则是后话了。陈良佐在当安徽民政厅长时,曾经红极一时,但由于陈是桂籍的政治干部,与军方头目如张淦、徐启明、张义纯等,常为人事安排问题发生矛盾。结果,这些军头们后来联合向李宗仁、白崇禧告状,把陈良佐赶了下台。陈良佐走后,继任的是韦永成。韦是李宗仁的外甥,蒋介石的侄女婿,声势显赫,原任第五战区总政治部主任,是新桂系少壮派的首领,也是五路军政工干部的头头。由于具有这种皇亲国戚的身份,他到安徽来,桂籍的军政干部,一般的都不敢触动他,所有重要人事安排,李品仙都要尊重他的意见。例如苏民曾经活动当皖南行署主任,李品仙同意了,第三战区顾祝同也同意了,李宗仁也基本同意。但是,韦永成不同意。他去到重庆与白崇禧一谈,马上就改派了陈诚系的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接充,把骑墙派的cc分子苏民打了下来。又如,安徽的教育厅长一职,一直是cc系所控制。方治调走后,中央二陈(陈果夫、陈立夫)正计划仍派cc分子邵华或陈访先来接充。李品仙迅速保荐了张治中系的万昌言接充。万离职后,cc系又想派人,韦永成去到重庆,经过活动,竟设法改派了朱家骅系的汪少伦来接充,在他的控制之下。至于省内的专员、县长之类,异己分子休想插足。但是,就在此时,在新桂系内部,出现了较明显的湖南派与广西派的明争暗斗。本来,这种桂、湘派别,在廖磊时期就已存在,而到了李品仙时期,更为明显了。李品仙是湘军唐生智的旧部,以后投向李宗仁、白崇禧的,李的部下,有一部分湖南人。例如萧洁予、滦骥、凌孟南、向恺然、罗园仙、粟天一、龙炎午等等很多。正好,随李品仙来皖的苏民、杨绩荪也是湖南人。在苏、杨的拉拢下,他们就利用地域观念,结成了小团体,公开地挑起了湖南派的旗帜。苏、杨并利用他们cc系的关系,暗中联合省党部书记卓衡之等一起向以韦永成为首的广西派进攻,指名道姓地散布广西派的劣迹。遇事掣肘,包围李品仙,结果苏民活动皖南行署主任时,韦永成去到重庆坚决把他捣掉。杨绩荪想当省府委员,也一直没有实现。苏民、杨绩荪接受cc系的重托,为cc系一个什么脚色,想活动一个县长,几乎在李品仙面前说破了嘴唇,而韦永成这一关就是不通过。李品仙的老婆罗啸如,也是湖南人,就由苏民老婆杨××出来,联系杨绩荪、桂竞秋等的老婆多人,结成十姐妹,并把罗啸如捧为安徽省妇女会主任委员。罗的文化较低,从来做官太太,没开过什么会。第一次开委员会时,一般都比较郑重,按当时的会规,应当读“总理遗嘱”,会议进行时她读不上来,结果,苏民老婆等出来圆场,说:“我们今天会议,免去这个仪式吧”。开始进行其他议程,弄得全体参加人哄堂大笑,一时传为笑谈。韦永成具有蒋、李、白的几重关系,称得上是“皇亲国戚”;又有一大批政工骨干,在安徽俨然是新桂系的继承人,广西派的首领。李品仙在诸多的问题上,都尊重他,让着他一点。但是,李品仙的弟弟李品和在表面上虽是非常服从韦永成的领导,暗中却悄悄地做了一些小动作,这就是在争夺干训生的领导权上,李品和采取了独立的步骤,不听韦永成的调度。省干训团自副教育长以下的主要成员,差不多的都是韦永成的人。但是,具体领导干训生活动的,先是干训生同学会(即同学通讯处),后来改为“干训生联络辅导处”(县设有联络站)。最初同学会由李品仙的随从参谋王汉昭负责,王调走后由麦世法负责,具休掌握联系全省干训生的工作,包括与cc系及与地方非桂系势力的斗争。不久,同学会扩大改为“干训生联络辅导处”,与干训团的各处平行,并可直接秉承兼干训团主任委员李品仙的指示办事。处长一职,当时角逐的很多。后来,李品和直接站出来,要求从总务处长调为“联络辅导处长”,他以李品仙“御弟”身分,当这个处长,就如韦永成当民政厅长一样,别人无法置喙,连韦永成也不好提出异议。因而,一举从干训团里把干训生的领导权分割了过去。李品和走后,又由李品和的忠实走卒蒋义民、王镇华、张鸣等先后继任,始终掌握不放。与此同时,为配合各厅处,保障干训生的优先任用,李品和又把政工系干部李健文的省府秘书处人事室主任拿了下来,推荐他的走卒王镇华充任省府人事主任。这样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人事室配合起来,就掌握了全省干训生及基层干部的任用权。后来,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省府人事室,在基层干训生方面的各种摆布,贪污腐化,弄得声名狼藉,韦永成也感到无办法。据说,韦曾向李品仙提出了李品和这批走卒的乌烟瘴气的情况,请予处理。过一段时间,只是撤换了李品和的第一梯队,接上去,还是他的第二梯队。如蒋义民调走,改由张鸣接替等,始终与韦永成分庭抗礼。最后,在新桂系里,爆发最大的派系斗争,则是夏威与李品仙的冲突。前面说过夏、李之间,原来就有宿怨,到了1948年春夏之际,人民解放军大军已近逼淮北,淮海战役即将开始。夏威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司令官,驻在蚌埠。为讨论总体战的方案问题,夏威曾在大会上把李品仙的代表、民政厅长黄同仇,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,说他反对“总体战”,弄得黄同仇会未开完,就返回合肥,睡了几天不办公。实质上,这就是对李品仙的指责。以后,夏威移住合肥,要求省政府修公路、拆民房,李品仙亦不予置理。李、夏虽同住一城,一条街上,也互不磋商,以致最后夏威就分别向蒋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控告李品仙,说他配合剿共不力,并反对总体战。结果,李品仙被撤换调离安徽,改任华中绥靖公署副司令长官,而由夏威兼任了安徽省主席。
四在李品仙主皖期间,新桂系与中央其他各派系,以及安徽地方实力派之间,也有矛盾和斗争;但没有上述几方面的矛盾激化。例如在1941年前后,军统分子、三青团头目孟民希,为争夺三青团的领导权,尤其是在干训团中设置三青团组织的问题,而与新桂系发生过冲突。但是,到了张宗良接掌安徽三青团时,这种矛盾逐渐缓和;并且因为党、团要合并,党、团之间有矛盾,为争权夺位的关系,张宗良反而逐渐靠拢了新桂系,使三青团在反cc系的斗争中,成了很大的助力。还有军统方面设在“立煌”的缉*(即特务机关)和设在地、县的联络站,一则他们都是秘密工作,像军统的头目蔡填初、翁揆一等等,不大公开露面;再则,军统的当时工作对象,大多注意于沦陷区和某些军队方面,对地方政权直接干预的较少。正如李品仙所说“他们不想夺权,不像cc”,矛盾不明显。同时,李品仙还应付他们,分个把县长、处长缺给他们做几年,如游铨、汪廷霖(舒城人)就都是军统分子的县长。在最初几年中,新桂系在与安徽的地方实力派人士方面,也是很紧张的。例如,在抗日初期,江北地区发展起来的五路抗日人民自卫军,所有部队都被新桂系用强迫改编的方式吃掉了,而这批人民自卫军的指挥官(又称为司令),如石寅生、岳相如、余亚农、宋帮翰、张节等五大头目,可以说都是地方上有实力、有影响的旧军政界人士,是与国民党中央系并不一致的。但是,新桂系一直持压制的态度,军队被吃掉了,指挥官们不作安排,只是给予省政府客卿地位的空头“顾问”名义。有的被迫回乡或他去,有的在“立煌”山城盖了几间“钢骨水泥”(即竹木泥土)房子,在那里作寓公。如张节的寓所,还挂个“匡庐”的横额,悠游闲散。随着这些指挥官的官佐,也多闲置起来。当时的所谓南江(江彤侯)北常(常藩侯),是省内有影响的,也是历来不满cc的人物,桂系与之也貌合神离。江彤侯曾以议长身分,在一次省临时参议会上,对安徽的基层政治和干训生的劣迹,提出了批评。不久,新桂系就以干训生同学会的名义“上书江议长”,气势汹汹,提出责问。迫使这些人士噤若寒蝉,对政治情况不再置议,当时随李品仙回皖工作的高长柱、储应时、范苑声、钟鼎文,号称为“四大金刚”,都挂的是红边少将衔。虽然各人的来历不同,政治派系也不一样,但都是安徽人,他们又常相往还,新桂系也认为是代表安徽地方势力的,受到讽刺打击,后来如高长柱、钟鼎文被迫离去。此外,像朱子帆、王贯之、陶若存这一部分具有民主倾向,历来反对国民党中央系的,并为新桂系致力的人士,他们也都被看作是地方势力的代表,加以控制。甚至有些桂系分子,攻击张义纯的时候,也竟说他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,这就意味着,应当加以防止和反对。因为当时新桂系统治安徽的最初几年,尤其李品仙任职前后,一般的军政官吏头目,几乎是“非广西人不用”。即使用了也不太信任,除非像省保安副司令陈维沂那样的安徽人物:跟白崇禧当了副官几十年,头脑里只知有李宗仁、白崇禧,别的什么都不买账的僵化分子,他们才能信得过。这就必然的加深了新桂系与地方实力人物的矛盾。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时期,在省外,由于重庆的cc系反李活动屡屡兴起;在省内,群众对广西人的贪污聚敛、作恶多端,已经到了极为憎恨的程度。他们对于地方实力派的人士,也越加杯弓蛇影,更起疑猜。就是对于亲手培养的桂系爪牙干训生,也多方注意,翻来覆去地挑选,加以控制。据当时一度传闻,就是对于一直跟随新桂系跑的朱子帆、陶若存、王贯之等,也是有疑虑的。据说当时的所谓“建设研究会”,最初就是朱子帆、陶若存、王贯之、汪幼平等安徽实力派人物政治力量的自动集中,也是含有对新桂系和一切派系的示威和炫耀而组织起来的。至于后来怎么又参进了广西人、湖南人,并成为李品仙直接掌握的反cc的斗争工具,那只有主持其事的个别人清楚了。到了抗日战争胜利,南京cc系的反李浪潮即将涌到之前,新桂系已预感到形势的不妙,才放开这种派系门禁,拉拢各方面人士,争取一切助力来对付cc系的攻击。但是,新桂系、cc系,以及一切反动派系,不久以后,都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面前,随着滚滚长江的东逝水,变作历史的沉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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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抗日战争前,安徽这一块地盘,党、政、财、文的大权以及地方基层组织的实力,基本上都在cc分子的控制范围之内。但是,抗日战争爆发,南京沦陷以后,日寇倾其全力,沿津浦、陇海等铁路,沿长江、淮河,分头向武汉地区侵犯。安徽沿铁路线、沿江淮的交通城镇,都相继沦陷于敌手。国民党党政官员,都纷纷向大后方逃跑,政府组织解体,地方上一片混乱。这时,安徽已由抗日前哨,逐渐变成了敌人后方,按军事序列划属于第五战区。当时为所谓密切军政配合,开展敌后游击战争,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职,就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。从此,安徽便由cc系的属地转为新桂系的统治范围。不久,李宗仁随军前进,改派桂军头目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继任省主席职务。李、廖主政期间,完全实行着大广西系的一套做法,不仅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,而且把所有专员、县长都一律换为广西、湖南人或者亲桂系的嫡系分子担任;同时,还大量吸收知识青年,举办干训班,培养了大批广西系爪牙,分派到县、区、乡镇,甚至村保一级,担任各级领导,提出所谓“行新政、用新人”的口号,从而彻底摧毁了cc系在安徽的基础和地方势力。例如桐城县与cc系关系密切的大绅士光九香提出反对意见时,新桂系就加以破坏抗战的汉奸罪名,严厉地把他镇压了,用以巩固新桂系的统治。但是,另一方面,新桂系鉴于当时安徽环境险恶,敌伪环视,为扩大政权,执行政令,又不得不运用部分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,来加强抗日宣传、组训工作。如当时成立了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,以及下设的工作团、队和青抗、妇抗等组织,都是由各方进步分子所组成,对抗日动员工作,开展活动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在这种形势之下,cc系的头目,又不在安徽,而他们的各级党务工作,亦黯然失色,毫无作为。及到1939年初,地方秩序渐趋稳定,cc系的主要头目刘真如、方治从大后方回皖,一看到安徽的情形,与昔日cc系统治的情况相比,感到面目全非,极为不满。他们左冲右突,无法插足,于是就找出种种借口,向蒋介石提出控告。如说:新桂系排挤打击“中央”同志,新桂系庇护**,新桂系的某些高级干部有**嫌疑(如当时散布的空气,说陈良佐、李一尘、胡学林等是**,实际他们全不是)以及新桂系干部贪污、腐化、走私等等。矛盾正在激化时,省主席廖磊患脑溢血死了。又由李宗仁、白崇禧保举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。李是广西系高级将领之一,当时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,驻扎在襄(阳)樊(城)一带。因此,安徽的政权仍牢牢地掌握在新桂系手中。仍回任安徽省教育厅长;三是让cc分子原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苏民、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杨绩荪,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委员;四是接受一批cc分子、中央政校毕业生随李品仙来皖工作,如周天固任李的随从秘书,萧继宗任党政分会上校专员兼编《春秋月刊》,周方任党政分会少将专员兼干训班教官,蒋慎良任省府视察(后派为郎溪县长)。李品仙到了安徽后,正是第一次***即将开始之际。他除了接受上述cc系的人事安排外,送给蒋介石、cc系的第一个秋波是:改组省动员委员会,撤换了一些进步人士,如周新民、狄超白、朱蕴山、童汉章、陈超琼等,并迫使他们离开了“立煌”;其次是撤换了民政厅长陈良佐,撤换了财政厅长章乃器;接着又撤换了几个贪污、走私、声名狼藉的广西县长,如苏云辉、覃国光、黎炳松,并拘留审讯(后来这几个人被广西兵把他们抢走了);同时,也放手任用了一批科秘级的cc分子,如建设厅的杨甲,省银行的吴墉祥、许钱农,财政厅的吴文源等等。这是李品仙得到cc系的上层支持,而互相利用的结果。因而暂时地保持了一段平静的局面。但是,众所周知,新桂系与蒋介石、cc系从来就存在着矛盾和分歧。自1929年桂系反蒋失败后,就一直负隅广西,表面上李(宗仁)、白(崇禧)接受了国民党中央任命,为五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。实际上,我行我素,并不买中央的账。只是在抗日的前提下,蒋介石有计划地让出安徽这块地盘,来作为拉笼新桂系的诱饵;而新桂系则正好利用这个地盘,发展他们大广西计划。各有目的,各有所怀。但是,李品仙到安徽之初,与cc系密切合作,特别是cc分子苏民、杨绩荪,受到李品仙的信任,经常不离左右,成了李品仙的“智囊团”,并使广西籍干部受到了打击。这又使新桂系干部极为不满,纷纷写信、打电报给李宗仁、白崇禧,认为李品仙的做法,损害了桂系“团体”的利益。李、白则密电李品仙查询,并提起注意。这使李品仙开始警觉起来,有了转变。而偏偏刘真如、方治之流,还贪得无厌,不知满足,经常为专县人事安排问题,中学校长任用问题,在省府委员会议上与新桂系不断争吵。由于人事安排得不到满足,方治等就到处播散新桂系干部一些贪污腐化、违法乱纪的情况,特别是方治曾经与cc分子商议,准备向国民党中央建议,请调驻在鄂皖边境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和鼎来接任安徽主席。刘是安徽合肥人,提出“皖人治皖”,并可以争取安徽在重庆的元老派的支持。这使李品仙知道后极为恼火,认为方治太不讲信义了。于是就开始了李品仙与cc系的拚斗。先是出现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:约在1940年夏秋之际,“立煌”警备司令杨创奇派了一个连长带着一班士兵,深夜去桂家湾搜查方治的住宅,翻箱倒笼,折腾了几十分钟离去。当时的传说是:一、方治经常通宵达旦打麻将,士兵是去抓赌的;二、是说方治的老婆是日本人,家里有电台,常与日本人通讯,警备部去搜查电台的,实际上,这是新桂系对于方治的“逐客令”。方治第二天立即派人去河南固始县发电报给陈果夫,报告被搜查经过(怕从“立煌”电报发不出去)。这也是李品仙新桂系对cc系发出进攻的信号弹。不久,方治也就离开“立煌”去重庆。李品仙对于cc系的进攻,首先是从省党部方面,节节前进。省党部是cc系在安徽的大本营。李品仙是在委员中拉住了苏民、杨绩荪,使之靠近新桂系;继之,则派去桂系干部黎民兴当秘书,专门了解书记处的有关情况,以后又派去桂籍干部李荣康去当人事室主任,接着又派去具有民主思想、反cc系的干训生陈天任、郑汉(实际是**地下党员)、沈克任等到省党部当科长,使省党部cc系的一切活动,基本上都在李的了解掌握之中,甚至有的县党部书记长易人,如果是露骨的反新桂系的cc分子,文件到了李品仙面前,马上就能予以改变。这样一来,使cc分子省党部书记长卓衡之弄得一筹莫展,无法工作,被迫辞职。接着国民党中央先后又派来cc分子魏寿永、曹敏为书记长,也都先后被迫辞职离去。以后由李品仙保荐了靠拢新桂系的杨绩荪代理书记长。cc系在安徽的另一个重要头目刘真如,当时曾由国民党中央任命为省干训团的教育长,cc系想通过他来掌握地方干部的。可是干训团的副教育长、教务处长、训导处长、大、中队长及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是广西人或者是亲广西分子,刘真如说话无人听。不久,亦被李品仙派到安徽学院去当院长,教育长改派陈诚系的张宗良接充。cc分子王枞原任《皖报》社社长,李品仙借口解决报社经费困难问题,把他撤换,派杨绩荪为社长。在省政府委员方面,方治、刘真如调走后,除了骑墙派的苏民、杨绩荪外,没有一个嫡系cc分子。至于在专员、县长方面,除了个别沦陷区外,cc分子亦休想染指。记得省党部委员cc嫡系分子范春阳,通过省财厅介绍一个县财政科长,想从省里直接委派下去,结果被新桂系的主管人发现,一直搁置不办,不予同意。不仅上层如此,在很多的县里,新桂系与cc系的关系也很紧张。各县县党部的书记长及其主要成员,大都是cc分子或亲cc分子。而各县县长等,全都是新桂系分子。他们仰承上级意旨,对于cc分子,想从地方上安排基层人事,说说人情,同样遭到冷遇,或者拒不理睬。县党部往往利用区党分部、小组等进行反新桂系的活动,新桂系则利用干训生的同学会(后改称联系站)与之相对垒,有时互相攻击,双方都向上层告状,打笔墨官司。所以从上到下,cc系感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省党部书记长曹敏在省会机关党员大会上曾经愤慨地说:“我们现在是头顶金饭碗讨饭”,意思是政权是国民党的,可是党方一切事情还要求人,党部不受重视。针对这种情况,cc系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反击。1943年1月,李品仙在重庆做过一番活动,绕道广西回皖南视察的途中,日寇数千人,从湖北黄冈、罗田,未遇任何抵抗,轻易地窜进了大别山,使广西系所宣称的“固若金汤”的抗日根据地“立煌”,一度遭到日寇沦陷。于是方治等一班在重庆的cc分子抓住机会发动皖籍青年学生贴标语,发传单,上街游行,喊口号,要求撤换李品仙。使李品仙受到了严重打击,灰溜溜地回到了“立煌”。但是,由于当时还在抗战期间,新桂系握有重兵,蒋介石还不能轻易将其撤换;又加白崇禧等授意一些新桂系分子暗地出来疏通解释,cc系的这一反新桂系运动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。后来,李品仙回到大别山,在一次纪念会上向全体公务员训话时,还附带地隐约其词地谈到大后方有人在反对他,但是反对无用,还故意自矜地说:“我自己也觉得来安徽干了好几年了,也该休息一下了,就像一部跑久了的汽车,该拖进厂里维修维修了,可是中央不同意,只好再勉力干下去。”这是有意说给cc分子听的。但是,重庆的这次反李运动,已标志着cc系向新桂系反击的开始。抗日战争胜利了,国民党中央政府还都南京,安徽毗临首都,cc系再不怕新桂系拥军割据、不服调遣;同时,也利用了安徽人民一股反广西的情绪:即新桂系统治安徽期间,视安徽如广西的殖民地,就像满清的八旗贵族统治汉人一样,各级机构的重要官员,基本上都派由广西人或他们信得过的新桂系分子担任。贪污勒索,搜刮聚敛,无所不用其极,差不多的广西中上层人都升官发财娶妻纳妾,有些地方民间流传着:“只要会说广西话,就把官来做”。“广西人把安徽的地皮都刮尽了”。“生下男的是老蒋的,生下女的是老广的”等等。cc系就历举了新桂系这些罪恶,在南京组织起反李运动的新**,一面利用在南京的安徽人士,包括部分学生和cc分子,在南京市区结队游行,喊口号,散发传单,贴标语,到国民党中央党部、行政院请愿,向安徽在京的元老们呼吁;并在《救国日报》和其他报纸上发宣言,发新闻,使全国上下无不知晓,势头很猛,轮番不断地进行,大有不打倒李品仙,誓不罢休之势;同时,并策划发动上海皖籍人士,积极响应。另一方面,撤换了李品仙兼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的职务,仍派被李品仙排挤走的cc分子刘真如来接充;撤换了为骑墙派杨绩荪的省党部书记长职务,改派cc系的死硬分子范春阳接充;在省政府方面,自方治走后,厅长、委员中没有嫡系的cc分子,这时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,而由财政部直接委派了中央调统局cc分子濮孟九接替;其后又派中央调统局cc分子闻汝贤为省府新闻处长。李品仙派到省党部的科长、秘书等,也都一一被撤换了。再一方面,又由范春阳等在省内策划组织倒李运动。新桂系及李品仙在这一猛烈进攻的面前,确实受到很大震动。过去李品仙对在安徽的cc分子步步进逼,使之一个个离去,可以说是节节胜利;而现在可以说是节节败退,处于被动了。但他也急起反击,坚决斗争,其所采取的策略:第一,是不得不让出一些职位,安排其他中央系及中间势力的人物。例如建设厅长派由陈诚嫡系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担任,教育厅长派由朱家骅系的翟桓担任。派陈诚的秘书长王东原的弟弟王修恺担任省卫生处长,派中央元老派推荐而属于军统关系的宣××为皖东区的行政督察专员,派中央系军统系霍照亭为贵池区行政督察专员等,其他县长和田粮、税捐处长亦接受中央各派系主要人物推荐,任用的也很多,借以拉拢各方面的助力,来对付cc系。第二,加强巩固内部,以抵制cc系在安徽的倒李活动,适应这种需要而成立了几个组织:一是组织了“安徽建设研究会”,以网罗省参议会、三青团及省级机关的领导成员为参加对象,吸收上层分子很多,但以陶若存、张宗良、朱子帆、汪幼平等为核心,开展各种拥李的活动;二是组织了“公务员进修会”,以吸收各机关的中层干部,如科长、秘书、视察等这一层级的人员参加,开展拥李和反cc系的活动,领导的人员是苏民、黄同仇等,而下面串连活动的则是冯治安、石裕鼎之流。三是组织了“安徽地方自治协进会”,主要是吸收中下层的干训生参加,如厅处局的科员、主任科员这一层级的人员,以防止为cc系所利用。主要的领导人是黄绍耿,具体主持这一工作的是张鸣、杜定球之流(均广西人)。这几个组织成立后,都进行了一些拥护李品仙、反击cc系的活动。例如有的通过参议会或以个人联名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李,或者组织地方人士赴京请愿,反对cc系;有的则发表与cc系针锋相对的宣言,向全国散发。这些措施对于遏制省内cc系的倒李活动,起了作用。此外,当时还有一部分人,是自动组织的“地方建设同志会”,其中有少数省参议员如程西明及转业军官等。主要的上层关系是属于军统、三青团方面,如与刘启瑞、刘真等有直接联系。他们本来是具有反新桂系倾向及与“建设研究会”有矛盾,想唱对台戏,但因他们的上层军统与三青团高层人士与新桂系有了默契,这个组织未进行公开活动和发生什么作用便偃旗息鼓了。我认为当时上述各组织,除了拥李、反cc系之外,都还有各自的目的,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。第三,积极开展在省外,尤其是在南京的反cc系活动。先是在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,派皖人陈子英、夏馥堂为驻京代表,搜集情报,反映情况,并做cc系中下层的联系和“策反”工作。接着又派湖南人萧洁宇(原二十一集团军经理处长)为办事处处长,并派省府参议高俊诚(河北人),卸任县长马垌(湖南人)等多人作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;还不断地派省参议员陈献南、专员汪幼平等去京、沪奔走活动;派安徽学院亲桂系的学生杨占国、郭××等多人去南京,做各种联系工作。派文艺新闻人员吴广略、李春舫、殷乘兴等以“大别山新闻社”名义,去南京联系报界和新闻界人士。所有这些联系活动的方式,不外是封官许愿、送钱、送礼、送名义。例如把军统、三青团方面的刘启瑞、刘真,接近元老派的陈紫枫、马景常等选为安徽籍的立法委员;其他接近中央各方面有点影响的人,如丁澄芳、张一寒、虞应生等则选为国大代表。军统分子痞氓式的人物佘乐泉派为凤台县长。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部下的上校处长田迭波、陈宰均及文艺人王门等聘为省府参议,月送车马费数百元,其他聘为省府顾问、参、咨议的很多,还有一些被收买的cc系下层分子或反cc系的下层分子,派为县以下科长之类的亦不少。像报社、新闻界人士大多以送钱、捐款、给津贴、补助的方式“交易”。一掷数千,很为平常。第四,京、沪的高层有重大影响人士,李品仙则秘密亲自出马,登门联系,例如安徽元老派许世英、吴志信处,李品仙亲自去看望,陈述政情。特别是皖籍旧军阀杨虎,是接近cc分子的,当时是安徽旅沪同乡会的实际负责人,cc正准备利用他在上海发动倒李运动。李品仙以旧相识的关系,悄悄地去到上海,住在杨虎家里接拢关系,盘桓数日,并送了他一笔款项,作为酬应,结果上海的倒李运动,便无声无息了。张治中回巢县探亲,李品仙特派黄同仇等用专车迎张到合肥,除盛宴招待之外,并召集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。李品仙致欢迎辞时,对张大肆吹捧,恭维备至。张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《从世界看中国,从中国看安徽》的讲演,对李品仙的政绩,亦多加赞扬,为新桂系捧场。加之,cc系在安徽也是不得人心的。他们迫害进步人士,屠杀革命青年,勾结土劣,鱼肉人民,也是一贯的作威作福,祸害地方,为广大群众所愤恨。同时,又加李品仙采取了一点让步与收买策略,如派cc系的程朱溪担任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,软化cc的内部。因此,cc系的这场反李运动,虽然来势很猛,但并没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而逐渐地减弱下去了。后来,李品仙于1948年秋季垮台,还是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逼迫和他们新桂系内部倾轧而滚出安徽的。
三在李品仙主皖期间,除了新桂系与中央系的矛盾斗争之外,在新桂系的内部也是派系林立,鸡争鸭斗,紧张尖锐。首先是李品仙与张义纯、夏威等军头之间,互有倾轧。张义纯过去与廖磊、夏威比较接近,都是性格鲁钝而又简单暴戾的军头,都是白崇禧的宠儿;而李品仙秉性阴险,善于耍政治手腕,在军阀内战期间曾一度与白崇禧发生嫌隙,而与李宗仁比较密切。这样一来,张义纯与李品仙之间,本来就不太融洽。1943年1月,日寇窜犯大别山,“立煌”一度沦陷,全国震惊。恰巧李品仙出巡皖南,由张义纯负责守备,因此,互相推卸责任,互相埋怨责难,都向中央及李、白陈述意见,结果张义纯没等李品仙回到“立煌”,就被免职而愤然离去。至于同夏威的矛盾冲突,则是后话了。陈良佐在当安徽民政厅长时,曾经红极一时,但由于陈是桂籍的政治干部,与军方头目如张淦、徐启明、张义纯等,常为人事安排问题发生矛盾。结果,这些军头们后来联合向李宗仁、白崇禧告状,把陈良佐赶了下台。陈良佐走后,继任的是韦永成。韦是李宗仁的外甥,蒋介石的侄女婿,声势显赫,原任第五战区总政治部主任,是新桂系少壮派的首领,也是五路军政工干部的头头。由于具有这种皇亲国戚的身份,他到安徽来,桂籍的军政干部,一般的都不敢触动他,所有重要人事安排,李品仙都要尊重他的意见。例如苏民曾经活动当皖南行署主任,李品仙同意了,第三战区顾祝同也同意了,李宗仁也基本同意。但是,韦永成不同意。他去到重庆与白崇禧一谈,马上就改派了陈诚系的三青团骨干张宗良接充,把骑墙派的cc分子苏民打了下来。又如,安徽的教育厅长一职,一直是cc系所控制。方治调走后,中央二陈(陈果夫、陈立夫)正计划仍派cc分子邵华或陈访先来接充。李品仙迅速保荐了张治中系的万昌言接充。万离职后,cc系又想派人,韦永成去到重庆,经过活动,竟设法改派了朱家骅系的汪少伦来接充,在他的控制之下。至于省内的专员、县长之类,异己分子休想插足。但是,就在此时,在新桂系内部,出现了较明显的湖南派与广西派的明争暗斗。本来,这种桂、湘派别,在廖磊时期就已存在,而到了李品仙时期,更为明显了。李品仙是湘军唐生智的旧部,以后投向李宗仁、白崇禧的,李的部下,有一部分湖南人。例如萧洁予、滦骥、凌孟南、向恺然、罗园仙、粟天一、龙炎午等等很多。正好,随李品仙来皖的苏民、杨绩荪也是湖南人。在苏、杨的拉拢下,他们就利用地域观念,结成了小团体,公开地挑起了湖南派的旗帜。苏、杨并利用他们cc系的关系,暗中联合省党部书记卓衡之等一起向以韦永成为首的广西派进攻,指名道姓地散布广西派的劣迹。遇事掣肘,包围李品仙,结果苏民活动皖南行署主任时,韦永成去到重庆坚决把他捣掉。杨绩荪想当省府委员,也一直没有实现。苏民、杨绩荪接受cc系的重托,为cc系一个什么脚色,想活动一个县长,几乎在李品仙面前说破了嘴唇,而韦永成这一关就是不通过。李品仙的老婆罗啸如,也是湖南人,就由苏民老婆杨××出来,联系杨绩荪、桂竞秋等的老婆多人,结成十姐妹,并把罗啸如捧为安徽省妇女会主任委员。罗的文化较低,从来做官太太,没开过什么会。第一次开委员会时,一般都比较郑重,按当时的会规,应当读“总理遗嘱”,会议进行时她读不上来,结果,苏民老婆等出来圆场,说:“我们今天会议,免去这个仪式吧”。开始进行其他议程,弄得全体参加人哄堂大笑,一时传为笑谈。韦永成具有蒋、李、白的几重关系,称得上是“皇亲国戚”;又有一大批政工骨干,在安徽俨然是新桂系的继承人,广西派的首领。李品仙在诸多的问题上,都尊重他,让着他一点。但是,李品仙的弟弟李品和在表面上虽是非常服从韦永成的领导,暗中却悄悄地做了一些小动作,这就是在争夺干训生的领导权上,李品和采取了独立的步骤,不听韦永成的调度。省干训团自副教育长以下的主要成员,差不多的都是韦永成的人。但是,具体领导干训生活动的,先是干训生同学会(即同学通讯处),后来改为“干训生联络辅导处”(县设有联络站)。最初同学会由李品仙的随从参谋王汉昭负责,王调走后由麦世法负责,具休掌握联系全省干训生的工作,包括与cc系及与地方非桂系势力的斗争。不久,同学会扩大改为“干训生联络辅导处”,与干训团的各处平行,并可直接秉承兼干训团主任委员李品仙的指示办事。处长一职,当时角逐的很多。后来,李品和直接站出来,要求从总务处长调为“联络辅导处长”,他以李品仙“御弟”身分,当这个处长,就如韦永成当民政厅长一样,别人无法置喙,连韦永成也不好提出异议。因而,一举从干训团里把干训生的领导权分割了过去。李品和走后,又由李品和的忠实走卒蒋义民、王镇华、张鸣等先后继任,始终掌握不放。与此同时,为配合各厅处,保障干训生的优先任用,李品和又把政工系干部李健文的省府秘书处人事室主任拿了下来,推荐他的走卒王镇华充任省府人事主任。这样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人事室配合起来,就掌握了全省干训生及基层干部的任用权。后来,干训生联络辅导处与省府人事室,在基层干训生方面的各种摆布,贪污腐化,弄得声名狼藉,韦永成也感到无办法。据说,韦曾向李品仙提出了李品和这批走卒的乌烟瘴气的情况,请予处理。过一段时间,只是撤换了李品和的第一梯队,接上去,还是他的第二梯队。如蒋义民调走,改由张鸣接替等,始终与韦永成分庭抗礼。最后,在新桂系里,爆发最大的派系斗争,则是夏威与李品仙的冲突。前面说过夏、李之间,原来就有宿怨,到了1948年春夏之际,人民解放军大军已近逼淮北,淮海战役即将开始。夏威被任命为第八绥靖区司令官,驻在蚌埠。为讨论总体战的方案问题,夏威曾在大会上把李品仙的代表、民政厅长黄同仇,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,说他反对“总体战”,弄得黄同仇会未开完,就返回合肥,睡了几天不办公。实质上,这就是对李品仙的指责。以后,夏威移住合肥,要求省政府修公路、拆民房,李品仙亦不予置理。李、夏虽同住一城,一条街上,也互不磋商,以致最后夏威就分别向蒋介石、李宗仁、白崇禧控告李品仙,说他配合剿共不力,并反对总体战。结果,李品仙被撤换调离安徽,改任华中绥靖公署副司令长官,而由夏威兼任了安徽省主席。
四在李品仙主皖期间,新桂系与中央其他各派系,以及安徽地方实力派之间,也有矛盾和斗争;但没有上述几方面的矛盾激化。例如在1941年前后,军统分子、三青团头目孟民希,为争夺三青团的领导权,尤其是在干训团中设置三青团组织的问题,而与新桂系发生过冲突。但是,到了张宗良接掌安徽三青团时,这种矛盾逐渐缓和;并且因为党、团要合并,党、团之间有矛盾,为争权夺位的关系,张宗良反而逐渐靠拢了新桂系,使三青团在反cc系的斗争中,成了很大的助力。还有军统方面设在“立煌”的缉*(即特务机关)和设在地、县的联络站,一则他们都是秘密工作,像军统的头目蔡填初、翁揆一等等,不大公开露面;再则,军统的当时工作对象,大多注意于沦陷区和某些军队方面,对地方政权直接干预的较少。正如李品仙所说“他们不想夺权,不像cc”,矛盾不明显。同时,李品仙还应付他们,分个把县长、处长缺给他们做几年,如游铨、汪廷霖(舒城人)就都是军统分子的县长。在最初几年中,新桂系在与安徽的地方实力派人士方面,也是很紧张的。例如,在抗日初期,江北地区发展起来的五路抗日人民自卫军,所有部队都被新桂系用强迫改编的方式吃掉了,而这批人民自卫军的指挥官(又称为司令),如石寅生、岳相如、余亚农、宋帮翰、张节等五大头目,可以说都是地方上有实力、有影响的旧军政界人士,是与国民党中央系并不一致的。但是,新桂系一直持压制的态度,军队被吃掉了,指挥官们不作安排,只是给予省政府客卿地位的空头“顾问”名义。有的被迫回乡或他去,有的在“立煌”山城盖了几间“钢骨水泥”(即竹木泥土)房子,在那里作寓公。如张节的寓所,还挂个“匡庐”的横额,悠游闲散。随着这些指挥官的官佐,也多闲置起来。当时的所谓南江(江彤侯)北常(常藩侯),是省内有影响的,也是历来不满cc的人物,桂系与之也貌合神离。江彤侯曾以议长身分,在一次省临时参议会上,对安徽的基层政治和干训生的劣迹,提出了批评。不久,新桂系就以干训生同学会的名义“上书江议长”,气势汹汹,提出责问。迫使这些人士噤若寒蝉,对政治情况不再置议,当时随李品仙回皖工作的高长柱、储应时、范苑声、钟鼎文,号称为“四大金刚”,都挂的是红边少将衔。虽然各人的来历不同,政治派系也不一样,但都是安徽人,他们又常相往还,新桂系也认为是代表安徽地方势力的,受到讽刺打击,后来如高长柱、钟鼎文被迫离去。此外,像朱子帆、王贯之、陶若存这一部分具有民主倾向,历来反对国民党中央系的,并为新桂系致力的人士,他们也都被看作是地方势力的代表,加以控制。甚至有些桂系分子,攻击张义纯的时候,也竟说他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人物,这就意味着,应当加以防止和反对。因为当时新桂系统治安徽的最初几年,尤其李品仙任职前后,一般的军政官吏头目,几乎是“非广西人不用”。即使用了也不太信任,除非像省保安副司令陈维沂那样的安徽人物:跟白崇禧当了副官几十年,头脑里只知有李宗仁、白崇禧,别的什么都不买账的僵化分子,他们才能信得过。这就必然的加深了新桂系与地方实力人物的矛盾。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时期,在省外,由于重庆的cc系反李活动屡屡兴起;在省内,群众对广西人的贪污聚敛、作恶多端,已经到了极为憎恨的程度。他们对于地方实力派的人士,也越加杯弓蛇影,更起疑猜。就是对于亲手培养的桂系爪牙干训生,也多方注意,翻来覆去地挑选,加以控制。据当时一度传闻,就是对于一直跟随新桂系跑的朱子帆、陶若存、王贯之等,也是有疑虑的。据说当时的所谓“建设研究会”,最初就是朱子帆、陶若存、王贯之、汪幼平等安徽实力派人物政治力量的自动集中,也是含有对新桂系和一切派系的示威和炫耀而组织起来的。至于后来怎么又参进了广西人、湖南人,并成为李品仙直接掌握的反cc的斗争工具,那只有主持其事的个别人清楚了。到了抗日战争胜利,南京cc系的反李浪潮即将涌到之前,新桂系已预感到形势的不妙,才放开这种派系门禁,拉拢各方面人士,争取一切助力来对付cc系的攻击。但是,新桂系、cc系,以及一切反动派系,不久以后,都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面前,随着滚滚长江的东逝水,变作历史的沉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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